致公党员尹波等编注的 《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获得四川省第十九次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接受采访
【编者按】 2021年12月27日，由四川大学古籍所郭齐教授、尹波教授编注的《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获得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2月29日，《四川日报》以《为朱熹思想演变“画”出时间轴》为题，刊登了对二位教授的专访。据悉，这是致公党四川大学总支原副主委、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四川大学古籍所副所长尹波教授作为主研人员自接受《中国日报》专访后（2020年11月12日以《Book highlights philosopher’s thoughts 》为题刊载），再次就该话题接受媒体采访。此前，《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还在四川大学科研表彰大会上被列为标志性成果。让我们对尹波教授潜心研究、深耕学术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致以崇高敬意，并表示热烈祝贺。现将该专访文章转载如下：
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来说，南宋理学家朱熹是无法绕过的高峰。他的思想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成为此后元、明、清三代的统治思想，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八百余年。然而，长期以来，朱熹思想研究却面临着诗文作品年代不清、诗词理解存在障碍、误题伪作泛滥、评论散在群籍难以查找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学者对朱熹的深入研究及对朱熹思想现代意义的开掘。
2019年，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郭齐、尹波两位教授整理编注的《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13册，400余万字。两位教授倾注十余年心血，完成了史上首次对朱熹文集的深度整理。在日前公布的四川省第十九次社科优秀成果奖中，《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获一等奖。
第一个首次：全面确定朱熹作品写作年代
《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这个书名本身，就包含了本书最大的亮点：编年、评论和注释。郭齐和尹波详细考订了朱熹文集中所收录的每一篇诗文词的写作年代，有的甚至考证到了具体的日期。同时，该书还首次将散见于各处的历代对朱熹作品的评论进行了集纳，并针对朱熹的作品添加了5333条注释。
将朱熹的作品一一编年，这项工作重大而艰巨，如果不是对朱熹思想有长时间的研究与体悟，很容易出现误判。
第二个首次：系统清理八百年间托名伪作
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中，郭齐和尹波从既往的朱熹文集之外，增补了新发现的10余篇佚文，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更完整的朱熹文集面貌。“但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文集之外托名朱熹的作品，可能百倍于这个数字。”郭齐表示，由于朱熹思想巨大的影响力，自南宋以来，托名朱熹的伪作众多，其中有的进入语文课本，及被多篇硕士学位论文专题研究。要从这些署名朱熹的作品中找出确实属于朱熹的文章，难度好比大海捞针。
12月29日，《四川日报》刊载了对《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主研人员的采访文章
整理过程中，郭齐和尹波对这些作品一篇一篇精心甄别，寻找确凿的证据，在10余篇确定的佚文之外，还形成了一个《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通过这个目录，我们对南宋以来八百余年间托名朱熹的伪作进行了一次‘总清算’，以后研究者们面对朱熹的佚文难辨真伪时，这个目录能够提供参考。”
辨伪过程中，郭齐和尹波首先是基于自身对朱熹思想的理解，将一部分表达的思想与朱熹完全相悖的作品剔除，之后再根据作品的文学水平，对剩下的作品做进一步判断，“现在我们讨论朱熹，更多是从一个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较少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待朱熹。但我们认为，无论从诗词还是文章的水平上看，中国文学史上都应该有朱熹的一席之地。那么，那些文笔拙劣的托名作品自然也就可以被判断为伪作了。”
过去的古籍整理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国内现存的文献资料，而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中，郭齐和尹波开始把目光看向更远的地方。据尹波介绍，“我们除了关注国内各处的朱熹文献外，也向周边受朱熹思想影响的日本、韩国等地图书馆寻求帮助，并且实地走访了境外多地找寻珍贵资料。也有很多宝贵的判断依据，来自这些境外图书馆的文献支持。”
致公党党员、四川大学古籍所副所长尹波教授接受记者专访
访谈：
作为《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的创作者，郭齐和尹波对此次文献整理他们又有什么心得？记者对他们进行了专访。
记者：此次朱熹文献的整理，是一项有深度的、研究性的整理。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研究性在整理过程中是如何体现的？
郭齐：无论是作品编年，还是对评论的整理、辑佚、注释，都需要做足案头功夫，在大量的比较、判断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在编注过程中，我们也不断针对发现的新问题撰写研究论文。在这期间，我们发表的与朱熹相关的研究论文就有近20篇。
记者：该书可以说是中、日、韩三国学者围绕朱熹进行的极有意义的学术交流成果。从那些此前较少被关注到的境外朱熹文献中，有哪些新的收获？
尹波：以我们对《朱文公大同集》的校勘举例。这本南宋绍兴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朱熹做同安县主簿时的诗文集，是朱熹现存的第一本区域性诗文选集。此前国内只存有它的元刻本，后来有一次我到韩国首尔大学访问时，发现那里的图书馆藏着一本明刻本，这是目前国内极为罕见的版本，后来又发现了清刻本，这就使《朱文公大同集》的研究整理有了比较充分的文献基础。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我和郭齐教授在1996年时合作出版了历史上第一本朱熹文集的现代整理本《朱熹集》，首尔大学图书馆竟藏有两个版本的盗版《朱熹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朱熹思想在东亚地区的广泛影响。
（致公党四川大学望江支部供稿，原文标题：《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为朱熹思想演变“画”出时间轴，刊载于2021年12月29日《四川日报》06要闻版，作者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博，除编者按外，本文对原文略有删节。）
